引言：对中国来说，，国外智库不再仅仅是观察者的角色，他们已成长为参与中国改革和发展的另一股力量。
在中国，“智库”是一个外来词汇。伴随着这一概念的引入，众多国外知名智库首先进入中国政府高层继而是学界、商界、媒体和大众的视野。从历史上来看，国外智库对于中国的关注由来已久，对中国问题的研究甚至成为他们在竞争激烈的智库“市场”独占鳌头的“秘密武器”。
他们如何影响世界
朝鲜战争前夕，美国智库“兰德公司”（RAND Corporation）组织大批专家对朝鲜战争进行评估，并对“中国是否出兵朝鲜”进行预测，得出的结论只有一句话：“中国将出兵朝鲜”。当时，兰德公司欲以200万美元将研究报告转让给五角大楼。但美国军界高层对兰德的报告并不感兴趣。在他们看来，当时的新中国无论人力财力都不具备出兵的可能性。然而，战争的发展和结局却被兰德准确言中。这一事件让美国政界、军界乃至全世界都对兰德公司刮目相看。
几十年来，世界各国学者对于中国发展模式的观察和探讨从未停止过。特别是在改革开放之后，中国取得的举世瞩目的“中国奇迹”更是燃起了世界各国智库寻求解释中国发展模式的热情。英国著名智库“外交政策中心”（Foreign Policy Centre）于2004年发表了一篇题为《北京共识》的研究报告，作者是乔舒亚·库珀·雷默（Joshua Cooper Ramo）。他在文章中指出，中国摸索出了一个适合本国国情的发展模式，他把这一模式称之为“北京共识”。虽然“北京共识”作为有别于“华盛顿共识”的另一种发展模式，目前在国际上还存在争议，但它的提出无疑是西方智库解释中国模式的一次有益尝试。
2005年，曾任美国“战略与国际研究中心”（Center for Strategic and International Studies，简称CSIS）主席的佐立克（Robert Bruce Zoellick）发表了题为《中国往何处去：从会员到责任》的演讲。该讲话首次公开提出希望中国成为“负责任的利益相关者”。自此以后“负责任的利益攸关方”已经成为中美关系的基本概念。2007年，哈佛大学的约瑟夫·奈（Joseph Nye）教授在其为CSIS撰写的旨在影响美国下一任总统外交战略的报告中提出了新的“妙实力（Smart Power）”外交思想。“妙实力”思想很快被新任美国国务卿希拉里·克林顿采纳，作为其2009年初首次访华的行动纲领。
从以上三个故事不难发现，国外政府对中国的政治、社会和经济情况的了解很大程度上归功于国外智库的中国问题研究。如果在美国问一个普通美国人天津在哪里？他们十有八九没听说过，但如果想从美国智库里的中国问题专家那里了解中国政治领导人的情况，他们可以把建国以来的多数中国重要领导人如数家珍一般娓娓道来。这些专家大多频繁地访问中国，与中国政要和著名专家保持非常好的关系，同时也经常出现在白宫、国会山或唐宁街，就有关中国的各类问题向政府提供决策参考。
他们如何影响中国
很多国外著名智库纷纷组建了中国研究或东亚研究部门，专门从事涉华问题研究。
美国布鲁金斯学会（Brookings Institution）是世界顶级智库。它对于中国的研究目前主要由“约翰·桑顿中国中心”承担。值得一提的是，约翰·桑顿（John Thornton）是布鲁金斯学会董事会主席，高盛前总裁兼首席运营官。他还在清华大学经济管理学院任教。该中心对于美国政府对华政策的影响力是难以用数字来衡量的。事实上，美国的克林顿、布什和奥巴马三任总统的首席亚洲顾问李侃如（Ken Lieberthal）、韦德宁（Dennis Wilder）和杰弗里·贝德（Jeffery Bader）都是“约翰·桑顿中国中心”的研究人员。
美国兰德公司是美国最重要的以军事为主的综合性战略研究机构。兰德公司下设亚太地区政策研究中心（Center for Asia-Pacific Policy），现任中心主任麦诺斐（Thomas L. McNaugher）是美国哈佛大学政治学博士和西点军校美国军事学学士。
美国卡内基国际和平基金会（Carnegie Endowment for International Peace）成立于1910年，是美国历史最为悠久的智库、知名的外交与国际事务政策研究所。卡内基国际和平基金会拥有全美智库中规模最大的中国研究项目，中国项目主任是裴敏欣。
英国三所著名大学牛津大学（Oxford）、布里斯托尔大学（Bristol）和曼彻斯特大学（Manchester）于2007年在多家英国官方基金会500万英镑资助的基础上，联合建立了英国校际中国中心（British Inter-University China Centre），旨在培养更多的“中国通”。中心主任皮耶克（Frank Pieke）曾表示：“新的中心（指BICC）将协助英国学府与世界最优秀的人竞争。”
英国诺丁汉大学（The University of Nottingham）于2003年成立了中国政策研究所（China Policy Institute）。该所的研究重点是中国的全球化影响和在全球化背景下中国的可持续发展问题。
德国的科学与政治基金会（Stiftung Wissenschaft und Politik）是德国政府的最重要智库之一。它的主要任务是向德国政府和议会提供有关德国外交和安全政策方面的建议。近些年，它的涉华研究项目和研究成果明显增多，并专设了亚洲研究小组。基金会的研究报告、工作报告等研究成果由专人直送联邦议会及其各委员会、联邦各部，首先是联邦总理府、外交部、国防部、经济部和经济合作部。
俄罗斯科学院远东研究所至今已有40多年的历史，它是前苏联和俄罗斯时代最重要的中国问题研究基地。1985年至今任远东所所长的俄罗斯科学院院士米哈伊尔·列昂季耶维奇·季塔连科(Михаил Леонтьевич Титаренко)是知名汉学家和亚太地区国际关系问题专家，他还担任俄中21世纪和平、友好与发展委员会国际关系分委会主席，俄中友协主席，俄罗斯科学院汉学家协会主席等重要职务。
俄罗斯的莫斯科国际关系学院于2004年成立了东亚及上海合作组织研究中心。主要研究方向包括中国在俄罗斯外交重点中的中长期前景、如何协调两国间的移民问题、台湾海峡近5至7年有可能发生的形势以及俄罗斯的相关利益、上海合作组织从工作机制启动到新的地缘现实和东亚国家支持其海外民众的经验等。
新加坡国立大学（NUS）的独立研究机构东亚研究所（East Asian Institute）是新加坡的顶级智库，它的研究重点就是中国问题，被外界称作“中国战略”的智库。
近年来，国外智库还积极与中国政府和研究机构建立了广泛的合作关系，开展交流与研究项目，参与中国的制度改革设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