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只是萤火之光 不可与皓月争辉”
——忆采访于敏院士二三事
本文作者和女儿与于敏院士（中）合影。 马晓岚供图
■马晓岚
1999年9月18日，在人民大会堂，笔者作为中国科学院的工作人员，参加了国家领导人授予23位科学家“‘两弹一星’功勋奖章”的表彰大会，有幸聆听了于敏作为表彰代表的发言，也听到多位功勋奖章获得者对他的高度评价。
1月16日，于敏去世的噩耗传来。近20年间，23位功勋奖章获得者中有20位离开了我们，这是国家乃至中国科技界的巨大损失。“元勋”离开了我们，但他们对中国科学事业的贡献，，我们不会忘记，他们的科学精神会一直传承下去。
奠定基础
氢弹的“首功”于敏当之无愧。1999年春，笔者采访两院院士朱光亚时，他说：“在突破氢弹技术难关的过程中，于敏发挥了关键作用。”
“于敏是国际上一流的核物理学家。于敏的工作完全是靠自己，他没有老师，他的工作是开创性的。”笔者专访中科院院士彭桓武时，他这样评价道。
于敏结婚前，曾与中科院院士何祚庥住过同一宿舍。何祚庥说：“于敏的工作奠定了氢弹理论的一切基础，包括后来核武器小型化的发展，都建立在于敏的理论基础研究上。”
“专家一号”
很多“两弹一星”功勋奖章获得者都有过出国留学或进修的经历，但于敏却是不折不扣的“国产土专家”。
于敏曾对笔者说：“我们家是一个普通职员家庭，并不富裕，我只有勤奋努力。”
1945年于敏高中毕业后，考取北京大学工学院电机系。他性格内向，喜欢沉思，于是就转入了理学院物理系。其间，于敏一直是“学霸”。
1949年，于敏以物理系第一名的成绩成为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的第一批大学毕业生，并考取了张宗燧的研究生。1951年研究生毕业后，于敏深受核物理学家彭桓武和钱三强的器重，被调入近代物理研究所工作，从事原子核理论研究。
1955年，以朝永振一郎（后因量子力学研究获诺贝尔物理学奖）为团长的日本原子核物理和场论方面的代表团访华，对于敏的才华和研究成果大为惊叹。回日本后发表文章，称于敏为中国的“国产土专家一号”。
1962年，在原子核理论中创立了集体运动模型的丹麦诺贝尔物理学奖得主A·玻尔访问北京，于敏担任翻译，两人探讨过学术问题。玻尔称于敏是“一个出类拔萃的人”，并邀请他去哥本哈根，但被于敏婉言谢绝了。由于历史的原因，于敏不曾踏出国门一步，对此他有些许遗憾。
精神动力
“1961年1月12日，我被钱三强叫去。他告诉我，经组织研究决定，让我作为副组长领导‘轻核理论组’，参加氢弹理论的预先研究工作。”于敏当时对笔者介绍说，“这个决定对我来说，责任重大，世事难料，如履薄冰。在我的青少年时代，国家曾被列强欺负，因此，承担责任是我的民族情怀，也是我工作的精神动力。”
自此，于敏团队开始了28年隐姓埋名的研究工作。
1965年9月底，于敏率领团队赶在国庆节前夕奔赴上海华东计算技术研究所，他说：“那时，我们的计算条件困难，只得去上海。”
于敏等人利用该所假期空出的J501计算机（运算速度为每秒5万次，当时国内最快）完成了加强型原子弹的优化设计。经过数百天废寝忘食的奋战，终于形成了一套从氢弹初级到能量传输到氢弹次级的从原理到构形基本完整的氢弹理论方案。当时说到这里，于敏凝重的表情露出了兴奋的微笑，他说：“我第一时间向邓稼先先生汇报了结果。邓稼先第二天即飞到上海，自己出钱请大家吃了一顿美味的螃蟹，这在当时是相当不容易的。”
1966年12月28日，氢弹原理试验取得圆满成功，并经过核试验的检验。1967年6月17日，又成功进行了全威力氢弹的空投爆炸试验。这次的蘑菇云更大，仿佛一颗人造“大太阳”，爆炸点以北250公里处仍能看到，烟云升离地面10公里。从第一颗原子弹爆炸到第一颗氢弹试验成功，中国的速度为世界之最。
丹心汗青
从1961年到1988年，于敏的名字一直是保密的。其间，夫人孙玉芹甚至都不知道他在做什么工作，直到1988年他的名字解禁后才恍然大悟。
1998年伊始，笔者从电视台调到中国科学报社，开始策划和拍摄31集《共和国科学档案》电视纪录片，在该片中，笔者第一次采访于敏。
2000年冬季的一个周末，笔者因再次拍摄百集纪录片《中国院士》来到于敏家。这位智商、情商都很高的科学家，有着惊人的记忆力。他的艺术与文学修养也很高，喜欢中国历史、古典文学和京剧。
“年轻时读的文学类的书比较多，尤其喜欢诸葛亮。艺术可以陶冶情操，使志存高远。而非学无以广才，非志无以成学呀。”于敏说。在当天的采访中，于敏对着电视镜头为我们背诵了《出师表》，还为我们演唱了一段京剧片段。
于敏家小客厅里放满了书籍，中间墙上悬挂着诸葛亮《诫子书》中的一句“淡泊以明志，宁静以致远”。（这也是于敏的座右铭）
“不敢当，这是大家的功劳，我只是起到了一定的作用。”对大家给予他的荣誉和各种称号，记得于敏曾谦虚地说，“我与诸葛亮相比差得很远，我只是萤火之光，不可与皓月争辉。同时我深感愧对家人。”
于敏与夫人感情很好，几次采访，他的夫人总是默默地在一旁为我们服务。笔者作为“核二代”受到于敏夫人特别的“优待”，在他们家，感觉像老朋友，甚至像家人一样。有一次，赶上周末采访，因为孩子一个人在家不方便，只好打电话请示于敏，是否可以换个时间？他很高兴地说：“没关系，正好我的孙子也在家，他们可以一起玩。”
于敏夫人属于传统的贤妻良母。于敏曾说：“以前我经常出差，夫人承担家里太多的家务，把我们照顾得无微不至。后来，我和妻子在北京团圆后，一家3代5口人住两居室。通常，我需要占用一间，工作时不准任何人入内，待家人休息时，就转移到厨房工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