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标题：郎琦：家国定格光与影 岁月留痕写传奇
在吉林省乃至全国的摄影界，郎琦可谓大名鼎鼎。他是吉林省摄影家协会终身荣誉主席，是党在东北培养的最早一批红色摄影师之一。他的作品多次参加国内外影展并获奖，被中国摄影家协会、中国艺术摄影学会分别评为突出贡献摄影工作者和“金路奖”终身成就奖等奖项。
动荡岁月，初涉光影遂为使命
吉林省安图县，长白山脚下一个很偏僻的小镇，站在城东头喊一声，城西头便能听见，这就是郎琦的家乡。父亲郎文焕原在张作霖的部队担任连长，到了伪满时期由于部队改编，郎文焕便离开军队。在那个动荡的年代，民不聊生，每个家庭都有各自的不幸。由于父亲的退伍，全家人的生活只靠微薄的积蓄已经难以维持，郎琦和弟弟只念了6年伪满小学便远离家乡到外学徒，以谋生计。
经父亲朋友介绍，郎琦辗转来到延吉的一家兴隆照相馆学摄影，弟弟则到一家钟表铺去学修表。在初涉摄影的学徒阶段，要负责冲洗照片、送照片，还有一些其他的杂事。对那个照相馆的印象，郎琦老先生现在回忆说很是简陋，有些家徒四壁的感觉，一个照相机，一个木质暗盒。在那里，郎琦学会了修照片。那时所谓的修照片，不同于现在的电脑修片，就是用一个带窟窿的木头板，下面放一盏灯，把底片的玻璃片放在木头板上看，哪有毛病就用笔修。这种修底片的方式非常累眼睛，以至于现在郎琦先生眼睛的状况一直很差。
转眼过了4年艰苦的学徒生活，郎琦和弟弟回到了家乡。苦难没有停止，生活又给了他们致命的一击，父亲、母亲得了急病，在一个月内相继去世。无父何怙？无母何恃？只剩下他和弟弟相依为命，“房无一间，地无一垄”，他们的生活变得更加艰难。
1946年，郎琦带着爱人和弟弟一起加入了中国共产党的队伍——杨靖宇支队。为什么这支队伍叫杨靖宇支队呢？因为当地人并不完全知道共产党，但都知道抗联英雄杨靖宇和李红光，于是就借用了他们的名字成立了杨靖宇支队和李红光支队。1946年3月，郎琦随杨靖宇支队到了通化，在司令部当文化教员，主要是协助指导员管理“五大员”——司号员、警卫员、炊事员、通信员、饲养员，还参与了通化地区的红土崖土地改革，搞“二五减租”。1948年，东北民主联军（后来并入第四野战军）分成了很多纵队，郎琦当时是在十纵队，而弟弟则是在三纵队。在此期间，郎琦接到部队命令，被选派到哈尔滨学习摄影，这个摄影训练班是由东北军区委托东北画报社办的，学习的时间虽然只有短短的4个月，但对他此后的摄影生涯却产生了尤为深远的影响。“摄影要表现啥？歌颂革命的先进，暴露敌人的罪恶。”老师的这句话，牢牢根植于郎琦心中。
1948年8月，郎琦学习结束后直接返回原来的部队，也就是后来的第47军141师，正式成为了一名随军记者。当时部队给郎琦配了一部苏联的卓尔基相机，由于买不到胶卷，需要用电影胶片自己做胶卷。郎琦就是用这部“卓尔基”拍摄了辽西战役——东北最后一次战役，在大虎山和黑山的阻击战，还用它拍了东北全境解放，部队入关的照片。郎琦的代表作品之一——《中国人民解放军入北平仪式》，也是用这部相机拍摄完成的。同一年，郎琦的女儿郎慧出生，而郎琦的爱人也因为身体的原因，在解放战争刚开始的时候便离开了部队。
古都拂晓，镜头下的北平入城式
1949年2月3日，胜利雄师开进北平。郎琦作为中国人民解放军第四野战军派出的3名随军记者之一，负责拍摄北平入城式，见证这一伟大的历史时刻。
清晨，北平人民挤满街头，迎接人民解放军的入城式。在北平人民记忆中，1949年的2月3日是个红火的日子。在郎琦老先生的记忆里，也是他作为随军记者生涯中最为辉煌的一个定格。
几位摄影记者坐着大卡车从西直门进入北平，那时候有一个“部队交换城防”，在西直门的国民党军队一个排在那站岗，交接给解放军部队的一个排。现在想来，郎琦感到深深的遗憾，那时候没有望远镜头，事先也并不了解具体情况，郎琦归咎于自己当时太年轻，就那么几分钟，在历史上没有留下这样珍贵的照片，而与摄影记者同行的拍纪录电影的程默则拍到了这段影像。到了入城式那天，郎琦被准许到主席台进行拍摄，留下了很多珍贵的照片，包括林彪、罗荣桓、聂荣臻等人的影像。
照片拍完后郎琦跟随《人民日报》编辑蔡若虹去人民日报社冲洗照片。那天的报纸版面是蔡若虹设计的，文字是当时华北分社主任李庄（原《人民日报》总编辑）编写的。蔡若虹后来是中国美术家协会党组书记，还给郎琦寄过一张照片，背后写着：“郎琦同志，我永远记得你！”那天见报的《人民日报》上一共刊登了15张照片，有13张是由郎琦拍摄的，在那个革故鼎新的关键时刻，重要的历史人物和场景都被他真实地定格在画面中。
正是因为在《人民日报》上看到了北平入城式的照片，郎琦的弟弟才知道哥哥还活着，，这让已经失联许久的兄弟二人得以相见，但谁也想不到，这竟是两个人的最后一面，分开后弟弟的部队马上就南下了。郎琦还记得当时弟弟穿着缴获的国民党军服，自己则刚刚换上新军装，俩人就这样匆匆一面，20分钟都不到，这一别，竟是天人两隔。如今谈起这些，郎琦老先生仍然满眼泪光。
后来郎琦找到陶天冶（郎琦在东北画报摄影训练班同学），他和弟弟在一个师，希望从他那里得到有关弟弟的更多情况。而后辗转从弟弟原来的部队了解到，弟弟是359团2连的政治指导员，于1951年2月15日在朝鲜砥平里第四次战役牺牲。
万里赴戎机，关山度若飞。郎琦细数着弟弟的人生经历，弟弟17岁从军，年仅23岁就牺牲了。他从零下三十摄氏度的东北，凭着自己的双脚，一路打到零上三十摄氏度的海南，1950年5月解放海南岛。当年9月，部队就把他们调回到丹东。弟弟是1950年10月离开祖国的，当时还穿着朝鲜人民军的军服。回想起这些，郎琦感到很难过，但也为弟弟感到自豪。他记得弟弟入朝时穿的衣服是带红线的，以至于他一段时间看见带红线的衣服就受不了刺激，痛苦不能自抑。后来郎琦自己赴朝鲜的时候，每到一个战地医院，就到附近的墓地，一个墓碑一个墓碑地看，希望能找到自己弟弟的墓。然而唯有夕阳西下，轻柔地覆盖了他沉重的步履和悲伤。
两次赴朝，硝烟里的光影
1951年4月，郎琦作为47军141师随军记者入朝作战，开启了两次赴朝的经历。在朝鲜战场上，郎琦的相机从最初的“卓尔基”换成了后来的苏联基辅相机，那是一种折叠式、带皮腔的相机，很笨重。到了朝鲜战争时期，拍照的条件仍然很差，手里只有一台相机，依然没有望远镜头。不过比过去强的是，那时已经有胶卷用了，不用再自己动手卷胶卷。然而在战争年代，冲洗照片的条件更加艰苦，没有显影罐，也没有暗房，只有一个黑口袋。郎琦随军住在老乡家里，把窗户一挡，要来三个大碗，装显影液、定影液和水，把胶卷拿出来，再用手固定好。照片冲洗出来以后，放出一张张的小照片，就开始办展览。这些照片，主要是用来在部队进行宣传。那时候郎琦拍摄了很多反映部队生活的照片，那些照片带着浓浓的火药味，以军人的无畏和战争的残酷直逼人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