硅谷是美国旧金山市和圣何塞市之间一块约80公里长、16公里宽的狭长地带上密集分布的城市群。这里是世界科技经济的中心，NASA基地和斯坦福大学也坐落于此。
“星际殖民”“工业4.0”“物联网”“人工智能”，人们很容易联想到科幻电影，认为这里是一个由机器和算法控制，与人类现实生活同时存在的平行世界。但事实上，无论选择哪种App出行，车辆仍然行驶在公路上，网上订购的商品还是在工厂中生产，在全世界的物流仓库之间流转，数字化趋势带来革命性的创新和巨大的生活便利同时，也意味着实实在在城市空间结构的改变，这些改变并不总是尽如人意，例如士绅化，住房危机，阶层驱离，交通拥堵，地方文化身份的丧失等等。
数字技术和互联网模式，作为一种巨大的变革力量，凌驾于城市之上，硅谷的发展模式在遭遇越来越多的批评。2018年3月，《纽约时报》发表了文章《硅谷已死》(Silicon Valeey is over， says silicon valley)，报道了一批硅谷投资人受邀考察了包括正在复苏的底特律在内的几座锈带城市，硅谷已然不再是唯一可以创立优秀公司的地方；大型科技公司正在离开，谷歌、脸书等科技巨头在科罗拉多州的波德和波士顿设立办公室；亚马逊第二总部考虑选址在弗吉尼亚州北部的水晶城；记者Timothy Egan提出“湾区恶托帮”(Dystopia by the Bay)，认为Battery私人俱乐部中的巨头已将旧金山变成一座单一维度的城市，仅为城中百分之一的人群服务；硅谷地区房屋价格已经使得普通的中产阶级不堪重负，很多人甚至无家可归，这里的收入不均衡问题是全美最突出的，交通和物流运输也是一团糟；旧金山的原居民开始对科技产业从业者抱有敌视态度，谷歌班车成为被攻击的对象，而过于同质化的精英群体也令硅谷失去了创新的活力。
在这些批评的背后，并非单纯的保守主义和对科技的恐惧，相反，这里提出的问题相当严肃：我们应以何种标准考量科技产业的成功？技术型创业者和科技公司在享有政策扶持税收福利的同时，为城市带来了什么？在其创造了大量亿万富翁的同时，是否维护了社会的民主和公正？提升了城市空间的品质？科技手段有能力重塑城市吗？
城乡接合部既视感的科技园区乌托邦
第一次来到硅谷的人，会对这里平庸无奇的城市面貌感到失望，世界上从没有一座权力和文明的中心如同硅谷这般隐匿无形。无边无际的城市蔓延：棋盘网格式街道，低密度、非连续性的联排房屋，高速公路，，超大型购物中心以及存在感极低的城市中心。帕洛阿尔托，门罗帕克，山景城或者库帕提诺这些不起眼的城市里坐落着苹果、脸书或谷歌的全球总部，AMD、思科、英特尔、惠普等享誉世界硬件巨头也遍布于此。然而，这里没有宣示财富威严的摩天大楼，没有令人惊叹的前卫地标，没有气势宏伟的道路轴线、纪念碑，几乎没有任何建筑物可以反映出这里蓬勃发展的经济、技术和政治实力。
硅谷地区的城市密度极低，互联网巨头的总部几乎都是以园区(Campus)的方式聚集在这里，无论是办公室还是生产厂房，研发部门全部都是以聚落式分散、内部开放、建筑与景观相结合的园区形式规划，园区(Campus)在这里是一个重要的概念，因为这可以营造出一种斯坦佛大学校园般的田园牧歌氛围。
被人们津津乐道具有传奇色彩的硅谷车库文化早已成为过去。如今，一个科技巨头园区的标准配置是，24小时开放的餐厅，提供全世界不同国家的美食，健身房、瑜伽教室，游戏室，理发馆，洗衣房，牙医诊所，蛋糕房，冰淇淋店，这些设施对员工完全免费，员工可以在工作时间内享受这一切。谷歌所在的山景城园区内，彩色公共自行车随处可见，可以随意停放，备有充足充电桩的电动汽车，供员工们在园区中穿梭；圣胡塞的三星总部内，设有12个提供不同风味美食的餐厅，每两层办公空间之间都设有贯通式的屋面花园，员工可以在WLAN全面覆盖的庭院中工作、健身；苹果在库帕提诺新建的巨大环型总部，为60公顷公园所环绕，其中9000平米的健身水疗中心打破了硅谷的记录。
虚拟世界的万物互联与现实空间的光荣孤立
社区和公共(community & commons)，是硅谷企业中被提及最多、极受推崇的理念。而讽刺之处在于，这里所谓的公共和社区是一种向内开放、向外封闭的企业闭门社区(corporate community)，每个公司总部都如同一座独立的王国或城市。在硅谷本不具都市性的城市空间里，形成无数自成体系的平行空间。园区内办公空间开放自由，社区功能完整，休闲娱乐一应俱全，免费的有机食品品类丰富，处处体现着企业独有的文化品味，带来家庭般的归属感。硅谷文化的一大特点就是工作和生活界限模糊不清，工作即是休闲，工作即是身份认同，因此长期以来以工作时间长而著称，企业通过对工作环境的营造不断强化这点，996或007不再被视为一种企业对员工的剥削，而是个人为了实现崇高目标而付出的劳动热忱。这样的目标，吸引着年轻人从世界各地涌入硅谷，接受“奋斗宗教”的洗礼。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