英飞尼迪股权基金管理集团（Infinity Group）是最早进入中国的一支以色列基金。2004年英飞尼迪联合苏州中新创投设立的Infinity-CSVC中国基金，获得了中国政府批准的由境外投资者运作的在岸基金的经营许可证（执照编号00001），由中国前副总理吴仪和以色列前总理Ehud Olmert联署授权。这是英飞尼迪成立的第一支中国概念基金，也是中国第一支非法人制中外合作创业投资基金。在其成功实践的基础上，2007年又设立了总额为3亿美元的新基金Infinity I-China。其投资人（LP）包括了国家开发银行和华圆国际，据称国家开发银行的投资是直接授权于温家宝总理。
近期，英飞尼迪在天津、河北石家庄的项目合作中都可以看到中国驻以色列大使、以色列驻中国大使的身影，其政府公关能力可见一斑。与政府合作应该说是英飞尼迪耕耘中国的一大特点。“我们还会继续保持下去。” 英飞尼迪创始合伙人高哲铭在接受中国科技财富专访时说。
政府支持 公私合作
中国科技财富：以色列的风险投资很发达，对科技的进步起到了很重要的作用。作为以色列的基金管理团队，您认为以色列风险投资取得成功的重要原因是什么？
高哲铭：这是被逼出来的。以色列国土面积很小，资源缺乏，没有黄金，没有石油，没有银，没有钻石，又缺水，还时常受到周边邻国战争的威胁，我们只有靠头脑，用智慧去创造。当然，政府的支持也非常重要。英飞尼迪成立于1993年，在其成立一年前的1992年，以色列政府决定建立一个名为“Yozma”的基金，鼓励发展风险投资产业，给有创新思想的人创造环境，并提供资金支持，这是“Yozma”成立的初衷。对私营企业来说，他们每投入1美元，就可以同时得到政府1美元的帮助。此外，政府也鼓励军事技术的民用化，这也直接刺激了以色列风险投资和科技力量的发展。
中国科技财富：英飞尼迪较早就关注并进入中国市场，据了解，你们主要采取的策略是与政府合作，这种操作思路应该是“中国特色”吧！英飞尼迪取得了不错的成绩，你们采取这种策略背后的原因是什么？接下来会否有变化？
高哲铭：实际上我们在中国采取的策略跟以色列并没有太大的不同，在以色列也是靠政府的支持，在这边我们也跟政府合作。这次是与石家庄国家生物产业基地管委会合作设立生物产业股权投资基金项目，创建“知识产权银行”。这个“知识产权银行”并不是普通的商业银行，而是把先进知识、技术吸引、储存到一个专业平台上进行保护，并以适当的价格转让或改造。我们还会寻找合适的途径与更多的地方政府合作。
另一点，以色列是一个创新型国家，经济实体主要是以研发世界级领先技术的公司居多。而中国目前则是一个生产产品为主导的市场，以色列的市场有限，而中国的市场很庞大。所以，在中国主要以中后期投资偏多，区别于以色列的早期项目。
引进技术 创造价值
中国科技财富：英飞尼迪在中国的一个突出特点就是对投资企业引入技术，获取回报。请高总具体介绍一下这个技术引入是如何操作的。
高哲铭：引入技术应该说是我们的一大特色。英飞尼迪在投资过程中，除资金以外，更重要的是整合国内外资源，积极为旗下投资企业引入专利技术、管理、市场和投资者。通常我们把在以色列成熟的技术带入中国，通过寻找合适的中国企业作为合作伙伴，共同开发中国、亚洲市场。比如我们现在就在为一个纸电池技术（Power Paper）寻找合作伙伴。
英飞尼迪主要关注那些在以色列拥有诸多先进知识和技术并且能够与快速发展的中国市场之间创造协同互利的领域，包括：医疗设备和健康服务、IT和通信、清洁技术、现代农业、安防技术和游戏等。
中国科技财富：英飞尼迪投资的领域很广泛，包括医疗设备和健康服务、IT和通信、清洁技术、现代农业、安防技术和游戏等领域，英飞尼迪都能帮助投资企业从以色列寻找到合适技术吗？
高哲铭：英飞尼迪在以色列的主要投资者之一是IDB集团，该集团是以色列最大的多元化产业集团，拥有超过300亿美金的资产，创造了以色列GDP的10％以上。英飞尼迪可以通过IDB集团在以色列全国寻找最合适的技术，匹配中国企业。不存在找不到的情况，只可能是价钱高低的问题。其实英飞尼迪还可以帮助企业在美国等国家寻找技术。
中国科技财富：大家都说人的因素对公司很重要，您是如何挑选基金的管理者？
高哲铭：这没有错，无论是投资企业还是我们基金公司要做好，主要靠人的因素。对于投资企业的高管，需要强势和诚实；而我们基金管理团队则强调灵活、亲和力，当然诚实也至关重要。基金的管理者需要和很多人打交道，，有好的亲和力、能灵活应对。就显得重要了。
以色列，一个资源匮乏的国家，却有着“世界研发的第二个硅谷”的称谓，其高科技企业发展的背后有着一支重要的力量——风险投资。以色列的风险投资行业也做得非常成熟，仅次于美国市场。其经验亦值得我们学习、借鉴。
Infinity基金创始合伙人Amir Gal-Or(高哲铭)
